1968年3月18日侵晨，一队左派学生袭击队，越过塞因河到右岸的繁盛地区，用小量炸药炸开了美国大通银行、美国银行、和环球航空公司的巴黎办事处的玻璃窗。隔了两晚之后，又轮到美国运通银行。警察方面迅速采取行动，镇压这种反对越南战争的表示，到星期五早上为止，已经拘捕了两名青年和三名中学生，全部是极端派组织的成员。
同日，即1968年3月22日晚上，在巴黎大学的南泰尔分校举行了一个会议，抗议逮捕这些人。很晚时候，在听完演说之后，有一群示威者涌上校内的钟塔大楼，到九楼的校务处，一路把锁了的门撞开。然后他们坐了下来，无形中变成了一个学生评议会，越来越兴奋地而且有目标地进行讨论直到深夜。好几个月以来，学校当局一直不肯承认这些青年战士有在校内谈政治的权利。现在他们觉得已经夺得这种权利了。有人提议正式表示赞造成这个行动。表决结果是142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团体。这团体本来自称为“一百四十二人团”，可是后来以“三二二运动”的名称闻名世界。信管已经引发。学生造反冒出头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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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星期之内，简直无人注意——可以作为例子，说明由它所引起的那次革命的主要特征：学生领袖既大胆又懂得战略；他们对事变的反应非常迅速；他们的哲学是直接行动和不断的挑衅；他们故意挑引警察来镇压，藉此争取尚未卷入漩涡的广大群众的支持。这同时表明法国青年运动中既存的两大流派如何汇合，并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两派，一个是政治派，集中注意于越南战争问题——这问题是左派战斗性的有力发动者；另一派是在法国教育制度内部生长起来的，因为教育制度的各种弊病而滋长壮大。在巴黎发生对美国产业的攻击，并立即在南泰尔引起反响，这并不算是怎样偶然的事情。
这次革命一开始，就有一个最引起大家兴趣的问题：究竟这场烈火是像野火一样自发地烧遍全法国，还是一批阴谋家制造出来的呢？答案是：两者都是。如果没有一批极其优秀的革命家作为坚实的核心，这场革命就不会发生；这批革命家对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都擅长。他们是学生这块面团中的酵母。可是等到面包烤熟的时候，面团和酵母就分不开了。发酵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一个微小的革命先锋队引爆了一个大规模而自发性的学生抗议运动。这个广大集团一旦发挥出它本身的动能，那革命“核心”就只能加以很松懈的操纵和控制。学生和警察冲突，建立街垒，做出许多被人传诵的英雄事迹，占领大学。学生的战斗榜样又引发工人起来“罢工并占领工厂”。这是第二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为革命家所渴望的，但只是间接地由他们引起。情形仿佛是这样：那本来被消费者社会的物欲所麻醉的法国产业工人阶级，突然之间从学生那里重新学到曾经忘记掉的战斗传统。等到大罢工使整个法国陷于瘫痪，而戴高乐总统沉默无言的时候，那些政客们连忙来参加，给他们认为已注定死亡的政权最后一击。
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上，从起爆的时刻一直到革命的失败，那先锋队都在全力活动中，以惊人的精力从一条战线冲到另一条战线，燃点新的炸药，发出新的战斗命令，企图指挥他们所发动起来的庞大军队。可是，他们自己承认，这支军队对于他们来说是太大了。总而言之，是有阴谋，可是那阴谋很快就淹没在冲动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浪潮中了。这是那些阴谋家自己所提出来的一种分析。他们并不把他们的革命战略当作什么秘密。在五月事变的顶点时，他们的发言人，学生领袖丹尼尔·康边迪，非常坦白地透露他们的计划。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代表巴黎一家左翼周刊《新观察家》访问康边迪（1968年5月20日）。萨特好像一个初出茅庐的记者那样提出问题，而康边迪则讲解怎样干革命。他的表演在一个23岁的人来说，真是辉煌灿烂。
他说，谈不到以一次袭击来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他们的战术是发动若干次革命冲击，每一次冲击引起一个无可挽回的变革过程。这些行动是少数积极分子的工作，坚牢地建立在革命理论的基础上。他们的作用是引起爆发，而并不企图控制由此引起的变化过程。他们的运动之所以有力量，恰恰是因为这运动以一种无法控制的自发性的自然力为根据。学生必须做榜样给工人看，可是学生与工人的结合只有在联合战斗中才能实现。这样的造反行动不能持久，不过它让人们在一瞥中看到那些可能做到和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巴黎大学南泰尔分校在1967至68年的冬天成为法国学生风潮的中心呢？这并不简单因为在南泰尔的一万五千学生中间有一个名叫康边迪的富于活动力的野孩子。南泰尔本来被教育部当作将来大学的蓝图，却变成了革命的蓝图。这校舍是一组简陋的用玻璃和钢铁构成的四方匣子，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为了减轻那像蚁冢一样拥挤的拉丁区的内部压力，匆忙建筑起来的。第一座建筑物在1964年启用，当时容纳了2300名学生。到1968年，学生数字已增长到了六倍，成为飞升中的法国学生人数的一个不祥的指标。
问题的中心是法国大学招收学生的“门户开放”政策：不管是谁，只要能挤过中学毕业会考（这是中学制度的顶峰）这一道难关，就能进大学，并不需要再经什么考试。这种极端宽大的政策，配合起战后人口的旺盛，造成大学生数目惊人膨胀：1946年是123,000，1961年202,000，1968年514,000。这些人群，长驱直入到大学的讲堂，成为设计者头痛心烦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办法，有一天堤防要崩溃的”，1966年11月在克昂举行全国教育代表大会时，教育部长富歇（Christian Fouchet）提出这个警告。（注1）
那些惊慌失措的设计者只想到砖瓦灰泥，而忽略掉那些不那么具体可是足以令人觉得大学教育可喜的乐趣问题。人数的绝对压力掩蔽了其他一切。那情形好像是邀请一场足球比赛的全体观众去参加一个茶会——主人没机会和宾客们会见，瓷器打破了，屋前花园的花草践踏成一片泥尘。在如此重压之下，各大学，尤其是肿胀的巴黎大学，性质完全改变：从前是少数优秀分子的俱乐部，现在成为又无效率又是污秽的教育工厂，仅仅为了尽量收容学生而牺牲了其他一切。师生关系完全崩溃；大学行政人员弄得一塌糊涂；图书馆和实验室都使用过度；索尔邦巴黎大学本部的学生，为了想听他们所选的课，有时竟要预先占位子，听前一堂无关的功课。
法国现在正考虑对想入大学的人实行一种淘汰制。只说一个理由吧，“门户开放”政策已经证明造成智力上的灾祸：大约有三分之一至半数的大学生读不到毕业。可是在英国，那里入学试是严格而富于竞争性的，却有百分之九十五能够毕业。法国制度很浪费，因为读完第一年后就实行无情的淘汰，大约有半数的学生要退学。这意味着需要太多的力量（教师，校舍，经费）来应付大批低水平的一年级生，其中很多人的程度永远追不上的。在学生造反当中丢官的年青的教育部长佩列菲特（Alain Peyrefitte），已经看到问题的发生，可是未能及时应付。他在1967年说过：“这情形好像是我们故意造成沉船，以便挑出最会游泳的人。”
在十五年内，国家支出的教育经费虽然增加到六倍，可是总括起来说，法国政府的作为仍是太少而且太迟。直到1960年，才真正了解到这问题大到什么程度，那时才下令大批增聘教师，设立四所新的大学（在卢昂，亚眠，里姆斯，和奥尔良），把学生吸引到首都之外去，而在巴黎当地则把两处批发市场，一个卖皮革的，另一个卖葡萄酒的，拨给负担过重的巴黎大学作扩展校舍之用。桑西耶街的皮革市场作为人口过剩的文学院的扩充部分。（在五月革命中，“桑西耶”和索尔邦本身一样，成为造反的坚强堡垒：这是法国第一座真正被学生占领的校舍。）在圣贝尔纳堤岸的葡萄酒市场的理学院新校舍（这是一个粗糙的三合土兽性主义实验的产品），到1968年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所容纳的学生已超过预定在完成后所容纳的数目。
离开巴黎中心区，在战后新开辟的郊区地带，安置了两个寄宿校舍，一个在奥尔塞，另一个在南泰尔。这种离开拉丁区的种种骚扰的、庞大、分散、美国式的寄宿校舍，是教育部希望用来避免过分拥挤的办法。按照计划，十年后半数学生要住在校内。在绘图板上是这样，要在巴黎周围设立一串新大学，藉以减轻巴黎的拥挤：西边在蒙地松，西北边在蓬特瓦斯，西南边在凡尔赛和特拉普，东南边在第热里和利厄仙，东边在大努瓦西。这些将是八十年代的校舍。可是政府迟迟未进行买地；还有更令人悲观的是，还没有明确决定究竟要设立哪一类型的学校。是旧式的学院，还是新型的综合研究机关，还是科技大学呢？要有所抉择之后，建筑工程师才能够开始工作。
可是1968年的学生造反，引起人们对这整个建校计划的怀疑——至少是目前法国式校舍计划。法国学生不愿意住在与周围社会隔离的校舍里，这个社会现在受工业化的影响，正发生如此深刻的转变。他们要住在社会群体中，而不是在营房中。以南泰尔为例，设计者的蓝图把校舍丢在一个社会真空中，简直没有想任何办法把这一万五千多人凝聚起来。再没有比拉丁区和南泰尔更鲜明的对比了：拉丁区非常迷人的拥挤的咖啡座生活，是人人梦想的无拘无束放言无忌的青年生活，而南泰尔是一片苍白、卫生的功用主义（译按：意谓只求实用，毫无美感）。南泰尔的社会学家阿琳·屠琳（Alain Touraine），根据痛苦的体验得来的知识，说二十世纪的大校舍把学生隔离起来，正好像美国式“公司市镇”（注2）把工人隔离起来一样。这样就产生了一群学生大众，像工业无产阶级一样地稠密而难分个人面目，有它自己的不满，自己的领袖，而且日渐感觉到自己的势力。
南泰尔是过去幻想的坟墓。本来要把它当作一个大胆的实验，打破法国过去的传统。许多名家从索尔邦转到那边去教书，大量金钱投放了进去。可是它一直是部长们常常要咬牙切齿的原因。这校舍包括一个文学院（包括那富于爆炸性的社会系），一个法律与经济学院，一座食堂，以及互相隔离的男女宿舍，隔着一个无人地带正相面对：“这到底是建筑师的低能，还是性虐待狂呢？”有个记者这样问。最近增建了一个华美的奥林匹克标准大小的游泳池，可是没有公用厅堂，没有种种文化设备，图书馆也尚未完成。尤其糟糕的是，整个校舍的环境是很令人心烦的。完全没有一点屏障。外面最丑陋的景色随处奔来眼底。在校舍的一边，突出着一个满布廉价住宅的大悬崖——真实的悬崖，好像一堵贫贱生活的墙壁遮蔽了地平线。这些归市政府管理的破烂房子，大部分住着外国移植来的劳工，是西班牙人或阿尔及利亚人，属于工资最低的贫贱底层。学生群的道德免不了受到这些邻居的恶劣生活所感染，在校寄宿的1200名学生（差不多男女各半）尤其如此。学生宿舍刚启用的时候，家长们都不愿意让儿女去住，因为太接近贫民区。不久之后就传出很多南泰尔的丑闻；涉及自由性爱、吸毒、娼妓这类事情。“南泰尔女郎”成为下流报刊的特写题材。这些不正常现象（在夸大报道的外表下面是有一些真实性的），和那流行于法国一切大学中的一个问题有关，就是：有些“假学生”的入学目的主要并非读书，而是想得到大学生的含糊不清的社会地位，得到便宜的住所和伙食，同时得到学生证这种护照。这种流弊在一个紧张的制度的松弛中滋长起来。
在围绕着南泰尔的那些廉价住宅的外边是一片工业的荒地，破烂而带有伤疤。那里有铁路侧线，有准备建筑地下快车轨道而掘开了的壕沟，有建筑新汽车路所掘开的裂口。在脚下是烂泥、砂砾和稀疏的草地。树木很少。读书的时候耳边常常响着推土机和转辙火车的隆隆声。
如果说，毫无美感的环境是促成革命形势的因素之一，那么另一个因素则仿佛是自相矛盾的，那就是：南泰尔恐怕是法国最资产阶级化的大学（法国大学生仍然大部分属于中等阶级：大约只有百分之十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而英国至少有百分之三十）。南泰尔并非地位卑微者的社会集团。它的招生区域包括巴黎时髦的第16区和第17区，诺夷和布隆树林地方豪华的中等阶级住宅区。这些学生多半是富裕家庭的子女，比索尔邦的学生更时髦，更追随潮流，更会花钱。显露出这点的是女学生，她们穿着开叉裙，闪亮的皮带，迷你裙，靴子，把汽车一直开到校内宽大的停车场。造反精神在男生方面比较明显：长头发，四方眼镜，戚·格瓦拉（Che Guevara）式的胡子。南泰尔在五月间的景象是：许许多多搽脂抹粉的娇娃和不修边幅的革命者同居在一起。
对于南泰尔大部分学生来说，教育并不是在社会里向上爬的必要梯子，他们的社会地位已经是稳固的了。南泰尔那种特殊气候，养成学生们无所畏惧，蔑视权威，以及无所谓而易于接受最轻率的主张，也许最主要是由于革命思想种植到自大自信的社会环境中所造成的。
不负责任是法国教育制度固有的性质（至少在五月的大震动之前是如此）。实际上，地方当局（注3）毫无决定权；一切行政决策，财政预算，人事任用，全部是远在巴黎并不露面的官僚集团手中的特权。法国的大学就像俄国的工厂一样，按照中央规定的定额工作。全国二十三所大学都由国家根据严格标准化的方针管理，好像政府的一个部门。地方行政人员无能为力，学生怨气腾腾，双方之间的关系是敌对的。明知一切决定要在别处做出，所以有所讨论也是不得要领。学生和教师双方都没有权力，结果种种不满不是经过商谈和实际改革而消失，却是压制住，然后“行为化”成为集体歇斯底里的爆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康边迪和他的朋友们能在南泰尔就近找到这许多可燃的物质。
学生们有些什么不满呢？当然，有许许多多是细小的。例如过分拥挤，康乐设备缺乏，以及交通问题等。可是另外一些问题却有比较深刻的意义。在拥挤到非常严重的情形下，又因为旧式的大学制度不能适应急速转变并日益技术化的社会的需要，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能确实明白他们呆在大学里究竟是为了什么。近年越来越多的学生觉得南泰尔既不象一个专业训练机构，又不象一个统一的文化群体。学生们由于无权参与有关他们生活的决策而深感苦闷。国家管理大学就像管理邮政一样很少运用想象力。学生最需要的，是迫使国家站在和他们同等地位上来征求他们的意见。这种愿望未必总是自觉的，但它是造反的深刻动机。当局把他们当作小孩子对待，这是一致不满的。许多大学的校长像是巴黎派来的严厉的养父；许多教师摆着教授架子，要人家听从，而拒绝交换意见；有关学生生活的规例很不符合今天新派的看法以及早熟青年的气质。其中有些简直不符合常识。根据严格的规则，连学生在坐卧室里挂照片和移动家具都不许可。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许学生的住处环境带上他们个性的痕迹。原则上不许有政治活动和宣传。为什么会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愚蠢规定呢？据说这些条例是照抄中学寄宿规则的，而制订中学寄宿规则的时候，正是国立学校在宗教和政治上的中立态度成为激烈争执问题的时候。
学生挑选男女宿舍之间严格隔离的问题当作斗争的问题，象征他们一切的不满。青年男女要求自由进入对方的寝室，而这是巴黎的法令明文禁止并由舍监就地执行的。在过去三年里，寝室问题在学生宪章中的地位，有如工资问题对于职工会一样。第一次的反隔离行动爆发在安东尼，那里有一个全法国最大也最老的学生宿舍，距离巴黎市中心大约有二十分钟的火车路。在一九六五年的“红秋季”有一千七百学生用武力阻止工人在女生宿舍前面建筑一间舍监的小屋。校长招来警察，警察一直驻守在工地到房子建成为止。可是一连三个月时常发生冲突、示威，情绪十分激昂。为了安抚学生，巴黎牺牲了安东尼的总监。一九六六年一月，新来的总监巴朗（Jacques Balland）施行一种比较灵活但非正式的规定：二十一岁以上的男女生可以在房间内招待异性，年幼者要有父母书面许可才能够享有同等权利（可是，有趣的是，百分之九十的年幼学生得到了父母许可）。这位开通的新任总监说：“学生问题好像废除殖民地制度一样，我们要废除父权。”巴黎始终没有正式承认这种新规定。
寝室造反在1967年春天传到南泰尔。在复活节假期前夕，家长们听到惊人的消息：男生侵入了女生宿舍的走廊。有关于“自由交合”的传说。为了把那些显然打算逗留下去的男生弄走，学校当局不得不召来消防队和警察。又一个总监由巴黎命令撤差了。
1968年2月4日（圣瓦伦廷纪念日），拥护男女宿舍之间“自由流通”的造反运动，像野火一样传遍法国。几乎每一所学生宿舍里都发生男生冲入女生宿舍抗议隔离的行动。抗议运动的成功是由于学生联合会“法全学联”（UNEF）事先计划。这是法全学联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上干涉学生宿舍的问题。（这个运动在4月2日蔓延到巴黎大学城的美国楼——这是最后攻陷的堡垒之一。）各学院的院长都在等候巴黎的指示，没有采取行动，只有南特，尼斯，和蒙佩里耶是例外，这几处召来了警察——徒然供给学生更多斗争的理由。在蒙佩里耶，女生和男生一起把警察赶出去；而在南特，造反者在被制服之前劫掠了校长办公室。一个星期之后，饱受烦恼的教育部长佩列菲特宣布一个新规例：女生可以在晚上十一点以前到21岁以上的男生房间。可是只许单程交通——男生不许进入女生房间。这位部长如此解释：“男生和女生所冒的危险不相等。女生应有自由选择权。如果准许男生进入女生宿舍，等于是叫全体女生都遭受危险。”“伪善！”学生这样喊叫。佩列菲特的让步在某些大学行政人员看起来是过份大胆了；可是学生却觉得完全不够。教育部没有了解到：进入异性寝室的权利只是学生要被当成成人对待的一种象征。其它部分国民所享有的自由权，他们也要有，要有性的自由，也要有结社自由、获知消息的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等政治的自由。
这就是学生愤激的一部分根源，这种愤激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全新的东西——政治的挑战，不仅针对资产阶级大学，而且针对资产阶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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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生都是过激派，读社会学的学生比大多数学生更是过激。如果有什么地方真有这种现象，那么南泰尔就是如此，那里的社会系是革命的摇篮。社会学的本性是要使研究它的人对于自己生活的社会采取批评探讨的态度。加以，在这个学系的头顶上盖着毕业即失业的乌云：在法国，社会学家现有的出路是极端稀少的。首先以战斗的姿态提出反对南泰尔的教学方法，反对课程内容，反对过分拥挤这个老祸患的，就是社会系。南泰尔社会系的学生取得教师同意（这些教师比一般教师通达人情），在1967年11月17日举行了罢课。
这些罢课学生并没有散去休假。他们去到讲坛，不过并不是去听讲学，而是决意会同教师和学校当局商定一个改革的纲领。这个运动扩大到整个学院，有一万名学生参加，继续了十天之久。最后仿佛达到了真实的成功：成立了一个师生联合委员会来起草改革计划，提交巴黎的教育部。可是还有巨大的障碍。罢课者真正想要的（虽然他们没有这样说出来），是地方自治，这也许是办好一个大学必要的先决条件。他们要自己设计工作和研究的方法，根据新知识来重订课程，按照自己的愿望来专业化。那些愿望，同某些教授的蒙昧主义见解冲突，再看深一层，更和那种基本反对意见冲突，那种意见认为如此重大的决策只能由巴黎来决定。有一位教授说：“这个委员会是这样的：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因为什么问题都不能决定。”
大家逐渐看清楚：这个联合委员会不会有成就。于是发生分裂：一边是“改革派”的多数，他们一心一意只想着职业、书本和实验室之类实际的问题；另一边是富于战斗性的少数，他们根本抛弃逐步改革的意图，并且斥责那些要大学给技术专家统治的国家当奴仆的观念。联合委员会给人的幻灭，加强了战士们的势力。就在这些时候，那个从研究社会学而发生的强有力的批评潮流才和马克思主义潮流汇合并因而加强起来，由此供给造反者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见解。那些热心于修补古老的大学机器的改良派在革命派的魅力面前衰败下去——革命派说资产阶级生活是下贱而沉闷的，资产阶级的职业是不值得重视的，学生应该寻求的不是和这个腐朽的社会同化，而是全面对它抗争。到了1968年1月，师生之间任何假装的建设性的接触都不得不放弃了。关于改革的冷静谈论在日益增长的歇斯底里的空气中消失了。院长格拉品（Pierre Grappin）本来是一个很杰出的学者，现在成为公然的人身攻击的靶子。
于是“狂人派”出现了。他们是对社会集体全面的批评家，绝对地傲慢，绝对地无情。他们因为数量少，所以采取挑衅作为基本战略。他们是任何当权者可怕的敌人。他们自称为“狂人”（enrages），这是表示尊崇雅克·鲁（Jacques Roux）——这位本来的“狂人”，号称为“无套裤汉（注4）的神父”，他参加法国大革命，成为巴黎公社的委员，但在1794年为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他听到判决，就自刺身死了。
不久，狂人派就那么制造麻烦，那么破坏安宁，以致人们觉得当局一定要对付他们了。谣传警察便衣眼线已经渗入校舍偷拍捣乱者的相片。又说当局正在编制一个“黑名单”。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法全学联）起来保卫它的会员，发表一个抗议书。南泰尔的院长说：“废话！根本没有这样的黑名单。”可是这种想法已经在青年们多疑的心里生根了。
因此，当青年与体育工作部部长米索夫（Francois Missoffe）在一月底来到南泰乐的时候，那里的气氛相当紧张——他是来主持该部一个得意之作的落成典礼的，那是一个华丽的游泳池，属于一套耗资五十万镑的综合体育设备的一部分。他简直是踏进了黄蜂窝。他的随行人员知悉狂人派发出了传单，宣布要在部长剪采的时候在游泳池畔举行“破坏文化艺术的狂欢会”，不禁怒气腾腾。部长本人因为沿途看见墙壁上涂鸦着下流的字句和图画，其中有一根巨大的阳具，也有些冒火。事实上那次仪式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并没有出现烂醉喧闹的男男女女。可是，等到部长正要走的时候，有一个高大结实可是姿态懒散的红发青年从人群中走出来，用一种自负而带有威吓性的声调（这种声调很快就要被人们熟悉）对部长说话。这就是康边迪，他的嗓门磊得根本用不着扩音器。
“部长先生，你写了一个关于法国青年的报告，足有六百页长（指该部刚刚发表的一个文件）。可是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我们的性问题。为什么呢？”
“我很愿意同一些负责任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你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本人宁可要运动而不要性教育。如果你有性的烦恼，我劝你跳进游泳池去泡一下。”部长忍不住发脾气了。
“这是希特勒的青年团所说的话”，康边迪这样放肆地顶回去。
这次对答使他成为英雄，不过他害怕报复，所以写信向部长解释，说他这次的打岔并不含有针对个人的意思。后来人们知道，米索夫的女儿也在南泰尔读书，她出面来促成康边迪和她父亲之间的和解。这个青年受邀请到部长家里喝茶，同时提出道歉。
康边迪是在法国出世的，但父母是德国难民——这一点现在已经人所共知。他在十来岁的时候回到德国读书，十八岁时选择了德国国籍。他是凭护照（到期要加签）在法国居留的。他在南泰尔的捣乱行为引起内政部注意，要他在二月间到一个特设的警察委员会受讯问，以便决定是否要把他驱逐出境。可是米索夫不想提出申诉，而内政部长考虑过之后，认为对他的纪律处分是学校的事情，不是国家的。
然而一般人并不知道这些上层决定，在学校里，谣传康边迪将因米索夫事件被驱逐出境。战士们的态度是古怪而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怕镇压，但又要招惹镇压。他们要激怒当局，可又不想太过度以致自己被压碎。在他们心目中，康边迪事件和怀疑校内布满警方眼线的想法合为一体了。狂人派的反击方法足以显出他们的特色——新奇，放肆，有效。他们拍了警察的照片，放大了，张贴起来；1月26日上午在社会系大楼的过道里举着这些照片来回游行，一面加以嘲笑。校务处的人们连忙交换意见。政治性游行在学校里是禁止的，可是现在这些造反者已经大约有五十人之多，而且人数每一分钟增加，闹声越来越大，怎样来执行规例呢？一名职员跑下来叫学生守秩序。发生了扭打。这名职员和他的助手被人推来推去。格拉品院长接到报告，拿起电话，向警察求援。
大约是11点钟过后，有六名警察来到现场。一看这些群众，他们就断定人数太多，应付不了：要打电话请求增援。一小时后有四大车的武装警察来到，格拉品签署了文件准许他们进入校舍范围。他简直不知道，这样做无形中帮助了狂人派。狂人派好像游击队诱敌深入那样，随手拾起任何东西来向警察投掷，一面向后逃跑，把警察引入校舍。正在这时刻，各讲堂的门打开了，放出成千中午放学的学生。他们吃惊地眼见他们所担心的镇压成真了：那些可恨的“差佬”已经不是谣传，而是事实了。愤怒像油浆弹一样地爆炸了。“院长该死！”他们这样喊叫。“打倒差佬！”“差佬退出大学！”“纳粹！”学生拿起长凳当作撞槌，拿起椅腿、石头、瓶子等武器冲入警察队伍，把他们切断，压倒，追得东奔西逃，窜过砂地和游泳池边稀疏的草地，一直逃入停车场。窗户砸破了，汽车打坏了，双方都有人受伤。警察打败了，逃出校外。狂人派变成了一支乱民的军队。
他们的手法已经在萌芽阶段奏效了：那种用少数战士引起爆炸的直接行动战略已经试验过了。挑衅招来镇压，而镇压又使他们获得群众支持。不过这时还不是真正的起飞，还没有组织上的进一步工作；运动还没有产生，只有一种心理状态。从二月一直到三月，南泰尔处于接近沸腾的状态，接二连三地爆发一些“事件”。2月14日它参加全国性的女生宿舍风潮。社会研究课程的学期考试因为不守规则而取消了。一批“狂人”闯入西班牙研究课程的研讨会，不理那教师，要求学生签名支持反弗朗哥的决议案。有一次演出克罗代（Paul Claudel）的戏剧《人质》，结果在一片“臭神父”的叫喊声中被打断。这些都是地震仪上面不大受人注意的波动，到了3月18日侵晨，巴黎的美国产业外面发生爆炸，再度造成强烈的震荡。
本章一开头就先略述了这些爆炸案之后的逮捕事件怎样引起南泰尔的抗议集会，又引起康边迪的“三二二运动”诞生。究竟这些被捕的是什么人呢？两名是二十来岁的，三名十几岁。两个成年人之一，名叫尼古拉·布尔特（Nicolas Boulte），是全国越南委员会（全越委，CVN）的一个领导人，另一个叫扎维尔·郎格拉德（Xavier Langlade），南泰尔的学生，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共青，JCR）的团员。三个孩子通通属于左倾的中学行动委员会（中行委，CAL）。这些简称，另外还有许多，继续看下去读者将会熟悉。狂人派的行动，从头起就主要是政治性的。到此为止，我们已试把狂人运动所加以利用的大学生的不满指出来。至于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斗争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运动怎样被抗议越南战争运动所推进——也就是关于法国左倾学生政治活动的整个缠结纷乱的丛林——则留待下章再谈。
关于戚·格瓦拉的注释（略）
注1：《面临改革的大学》（代表大会上的一个报告），176—177页。
注2：“公司市镇”（Company town）指一家大工厂连同职工住宅以及供应他们需要的商店等所构成的一个市镇。——译注
注3：法国教育行政制度是这样的：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一所大学，大学校长亦即地方教育行政长官，管理区内一切教育行政。故这里所谓地方当局，即指大学当局；要求地方自治，即要求让大学当局有独立决策权。——译注
注4：“无套裤汉”（Sans-Culottes）是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代激烈共和党人的绰号，因为他们不穿那种贵族式的套裤。在社会学意义上，无套裤汉是那些小有产者、工资劳动者、和流氓无产阶级，亦即最下层的民众。——译注
